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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宏开的“转变”看“家长”对互联网的态度

陶宏开最早听说陶宏开这个名字是因为2004年底看的一期《新闻调查》,也正是因为这期节目,陶宏开逐渐为国人所熟知。但从节目中来看,陶宏开的“戒网”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没有将“网瘾”当作一种病来对待,而是更多的从“网瘾少年”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其家庭中寻找“网瘾”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从当时的一些报道来看,他的方法似乎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数年之后,当陶宏开再次成为互联网上的“风云人物”时,他的形象却充满了争议:一句“魔兽世界是精神毒品”让他成为了数以亿计的网游玩家口诛笔伐的对象。

在我的印象中,去年以前,陶宏开尽管以“戒网瘾”出名,但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反网游言论,尤其是2004年前后的报道,包括那期《新闻调查》中,他并没有对网游特别进行攻击。因此当时还在做实习IT编辑工作的我看到他这样的言论铺天盖地的出现在各大网站上,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我特意翻看了当年买的他所著的《孩子都有向上的心》,发现他确实一直以来对网游持反感态度,也坚持以绝对的态度反对孩子玩他所谓的“不健康”的网游,但在这本书中,真正针对网游的内容大概只占到二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说明他在2005年之前,并没有将“反网游”作为他的“戒网”思想或言论重心,而是更多地在寻找家庭、社会乃至政府的问题。

我也大致翻看了下他的新浪博客,从06年开博以来,他的反网游言论基本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而且言辞也是越来越激烈。于是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让自己从一个相对容易让青少年接受的“戒网专家”,变为玩家眼中和杨永信一般的“叫兽”。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真正为他买单的是家长;而他的言论,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讨好他的“消费者”。

陶宏开说自己没有通过“戒网瘾”盈利,这里暂且相信他所说的话,毕竟并没有听说他开办什么“网瘾治疗中心”之类的机构。要说他没有通过“戒网瘾”而赚钱,那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即便他不对单独的所谓“网瘾少年”及其家属收费,自他成名以来,他通过出书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稿费和出场费绝对没有少挣。说来好笑,我想全国不会有几个高中生会像我一样去买他的书,大概也不会有几个青少年会主动跑去听他的讲座。为他买单的主体人群,还应该是“网瘾少年”的家长们。

不过,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抨击陶宏开的做法,事实上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这样“走穴”也无可厚非,毕竟现在国内这样的名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的重点在于他近年来日益频繁和强烈的攻击网游的言论。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炒作自己,以保持“名人热度”,更重要的则是讨好他的消费者们,为那些因为自己问题而直接或间接导致孩子沉迷网游的家长们找一个“替罪羊”,也给他们找个台阶下。

一方面,在过去公开的报道中,陶宏开更多的是从家庭方面寻找突破口,以破解沉迷网游的孩子的心结。对于一些“走投无路”,同时也愿意做出一些反省的家长来说,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对于更多的家长来说,恐怕并不愿面对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当真孩子面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因此如果陶宏开仍旧以更多地从家长的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尤其是以此为宣传,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戒网”市场中,想寻得一席之地恐怕并不容易。

而另一方面,陶宏开那句“魔兽是精神毒品”的名言,也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在国内相当多的家长眼中,不仅魔兽和所有网游是精神毒品,整个互联网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洪水猛兽”。即便这些家长当中很多人已经“被网民”了,这样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可以说,陶宏开的“反网游”言论,以及他“戒网”重点的转变过程,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家长们的这样一种心理。

当然,笼统的使用“家长”这一概念是不恰当的,这里我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群体:身在城市或城郊,孩子10-25岁之间,有条件接触互联网。从年龄上来说,这部分人大致在35-55岁之间,有工作,也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对于新技术,对于电脑和互联网,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多大兴趣,反而因为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或者仅仅是因为偶尔上网占用了学习的时间而对互联网持有者负面的态度。如果不考虑孩子的因素,这个群体对待互联网的态度或许会因为社会层次、收入等因素不同而有着较大区别;但加入孩子的因素后,他们因为孩子而对于互联网产生的负面印象,则不会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有着较大的区别:如果自己的小孩沉迷网游,无论是下岗职工,还是政府高官,恐怕都会一边心急如焚,一边对网游痛心疾首。

他们的态度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同时也影响了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着权力或话语权,而更多人是整个社会的中坚,这部分人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是否和谐。于是,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最主要要满足的,不是网民的需要,而是这部分“家长”和“被网民”人群的需要,因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是互联网管理的根本目的。

之前很多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管理时都注意到了“网吧乱象”,并认为对于这方面的管理是合理且应当的。但在我看来,网吧问题只是表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未成年人去网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长们不能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对待互联网,不能容忍孩子们在家中上网、玩游戏。如果大多数家长都对孩子在家上网、玩网游持一定的宽容态度,那么即便仍有一些孩子更愿意和同伴一起去网吧玩,但去网吧上网的孩子会大大减少。

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家长对孩子上网的宽容程度,要远低于对孩子看电视的宽容程度呢?这当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多数家长自身没有在互联网上获取到像在电视机前那样的满足,无法像孩子们一样以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对于他们来说还属于“新生”乃至“高科技”的事物。

梳理一下,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家长”自身对于互联网的负面态度限制了孩子在家中上网,导致孩子更多的去网吧,同时也对孩子上网缺乏容忍度,进而更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对网吧、网游以及整个互联网的管理。而又由于这一人群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管理政策时更多地考虑的是这个群体、而非中青年网民的诉求。又由于这群人大多数并非真正的网民,只是“被网民”人群,对于互联网并没有多少需求,因此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处于对于孩子的考虑,他们中很多人会认为国家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应该“宁紧毋松”。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政府把“该管”的管好了,适当管一些“不该管”的也无可厚非。这相当于是给了政府执行现有互联网管理政策的“群众基础”。具体到现实中,其实国家很多部门,工信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大概都希望能加快发展网游产业,毕竟这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十年过去了,网游作为一个产业,仍旧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曾经短暂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节目早早被禁,每个网游都要被大力审查,还有各种各样不断出台的制约着网游产业发展的规定,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家长”们的影响。而所谓的“网络扫黄”及其扩大化,同样是如此。

总而言之,“网游精神毒品论”出自陶宏开这样一个人口中,说明它在中国是相当有市场的。要研究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家长”这样一个庞大而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是不可忽视,却又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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